中国到底有没有“奴隶社会

  【本文为笔者新著《夏商故事解读》之序。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界早已发展到否定中华民族的程度,迷糊了许多学者,老百姓却不太知道。感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约稿,刊于《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1期,为中国奴隶社会历史正本清源。同时感谢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宋方敏教授指导并帮助修改。】

  【内容提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考古科学发现和典籍正史为依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历史,是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古代奴隶之称自夏朝始用。夏商周社会,由全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和半无人身自由的庶民,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不但客观存在,且数量巨大。作为奴隶主附属物的奴隶殉葬,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奴隶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都采用“分封”管理制度,但社会基本制度有本质区别。中国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及“贡赋”,与“封建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奴隶社会,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立国之基、兴邦之源,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座伟大宝库,不能随便质疑甚至否定。

  中国奴隶社会通常有两种划分。一是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5年春秋时代结束,共经历了一千五百九十五年。二是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正式结束,共经历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前者为多数人所认可。

  中国夏商时代,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时间长达一千零二十四年,为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信史。

  中国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是西周时代,辉煌了大约二百七十六年,于公元前770年结束。之后,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广泛使用铁器和耕牛,带来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开荒出来的大量私田,使得国土的“天子(国家)所有制”遭到破坏,“井田制”经济瓦解,各大诸侯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奴隶社会开始走向瓦解,最终在公元前475年开始的战国时代分崩离析。两百五十四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宣布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制度“井田制”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土地全部为大小地主私有,中国奴隶社会彻底谢幕……

  中国奴隶社会的划分应该是清楚的,为何还有不少人对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提出质疑呢?不排除有的企图造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结论,藉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有的出于某种利益需要,打着“学术突破”的幌子,用历史虚无主义颠覆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也有的着实糊涂,被中国先秦社会“庶民、贵族、封建、分封”等一些与欧洲封建社会看起来相同或相似的名词术语迷惑,搞不清历史真相和社会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记载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本文就此作一些针对性论析。

  以中国先秦社会没有出现“奴隶”一词,作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论据;以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作为夏朝不是国家的论据。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字的无知或漠视。

  的确,中国“奴隶”一词,是在中国汉朝典籍中才首次出现的。但中国代表奴隶的“隶”与“奴”名词,先秦早已存在。

  古代中国多以单音字为词,是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常识。先秦没有“奴隶”双音词出现,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上古语言历史现象。

  《说文解字》是东汉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杰作,也是中国第一部解释上古单音词基本含义的权威著作。之后数千年,学者争相研究《说文解字》,以清朝段玉裁加注的《说文解字注》权威性最高。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征引浩博、考辨精当,较之许慎《说文解字》要详赡得多,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肯定。许慎《说文解字》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不仅都是中国文献语言学的权威奠基之作,而且通过对古文字的解释,提供了包括奴隶社会在内的中国上古历史的有力证据。

  现代社会的所谓“奴隶”概念,指失去人身自由并被他人(通常是奴隶主)任意驱使的,为他们做事的人。而《说文解字》曰:“隶,及也。……从后及之也。凡隶之属皆从隶。”“及,逮也。……及前人也。”[2]什么意思?就是说,隶,是被别人从后面向前抓捕到的人。凡是带有“隶”部首的字,都是与抓捕相关的字。可见,古代的隶人都是罪人、战俘或逃犯。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根据先秦《周礼》为“隶”加注:“隶,给劳辱之役者。”[3]意思为:隶,是一种被用强迫劳动和奴役来羞辱人身的人。可见古字“隶”,就是奴隶。

  《说文解字注》继续按《周礼》对“隶”解释:“汉始置司隶,亦使将徒治道沟渠之役。后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郊。”[4]意思是:汉代曾经设置“司隶”官府,但在上古,“司隶”也指奴隶的劳动地点,是奴隶做修筑道路或修理沟渠劳役的地方。由于奴隶劳动地点不断迁徙,所以“司隶”为不同地域。后来对奴隶稍微尊重一些,让他们在主官府的近郊做劳役。而《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通典》曰:“司隶,周官也。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也。物谓衣服、兵器之属。)帅其民而捕其盗贼。”[5]可见司隶也是周朝官员名称,掌管五种类型的奴隶。

  通过《说文解字注》,我们知道先秦《周礼》不仅解释了奴隶定义,而且介绍奴隶从事什么工作,为先秦中国不仅存在奴隶,而且存在奴隶社会劳动,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于“奴”字,《说文解字》曰:“奴、婢,皆古之辠人也。”[⑥]辠,为罪犯。意思是,奴与婢一样,都是古代罪犯。

  《说文解字》继续解释:“《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隶,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又,手也。持事者也。”[7]

  意思是,如果是男性罪人,就把他归于罪犯奴隶。可见先秦社会的奴隶,有些奴隶是罪犯,有些奴隶原先并不一定是罪犯。

  舂藁,是夏商周时代的“女酒”之一。上古部落战争中,所俘获的女性战俘皆成为奴隶,由这些女奴酿成的“女酒”特别美味,成为宫廷里的佳酿官酒。所以《说文解字》说,如果是女性罪人,就让她们在奴隶主诸侯的官府酒坊里做舂藁女酒。

  《说文解字》专门强调,“奴”字,左边为“女”右边为“又”,又是手的意思,手就是用来做事干活的。

  通过《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的解释,让我们对中国奴隶状况有所了解:首先是,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字词;其次是,奴隶中既有罪犯也有战俘或其他人;再次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受奴隶主官府统一管理,驱使劳动。所以,以先秦没有出现“奴隶”双音词为由,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证据不足。

  有学者文章认为:“夏朝既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为了证明它们是奴隶制社会,就必须找到根据。”[8]

  的确,如果要证明夏朝存在奴隶,从先秦古籍中找到夏朝“奴隶”性质的用语为最低要求。

  中国奴隶社会创始人、夏朝天子夏后启,在攻伐有扈氏方国的时候作《甘誓》,被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尚书》保存至今。《甘誓》首次使用了“奴隶”字意的“孥”字。夏后启威胁众多士卒,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会“予则孥戮汝”[9]。意思是,把你们降为与我妻子、儿女那样的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杀掉你们。

  孥,通奴,妻儿之意。中国进入男性氏族社会之后,男人的妻儿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随便杀掉也不犯法,而家庭之外的士卒如果也具备这种性质,那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了。所以“孥”字,为古籍中对奴隶的多种称呼之一。

  《辞海》对“孥戮”有解释:“1.诛及子孙。2.说或作奴隶,或加杀戮。”[⑩]意思是,或者作为奴隶,或者加以杀戮,还要诛杀延及子孙。

  夏朝末期,商汤伐夏桀,作《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11]意思为,如果你们不服从誓言,我就会把你们变成奴隶或者杀死你们,不会有所赦免。可见在整个夏朝,“孥”字在不同场合、不同人口中,都是作为“奴隶”意思来使用的。

  中国从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开始,就多次出现对“奴隶”的不同用字,尤其是夏朝第一代君王夏启和夏朝末代造反的商汤,都使用了“奴隶”概念的用字“孥”,可见夏朝社会已经存在奴隶。从商朝开始,先秦典籍对奴隶的称呼,除了“孥”之外,还有“隶、奴、婢、鬲、夷、类、罪人”等,在古籍《尚书》、《诗经》、《左传》等许多典籍中数不胜数。

  中国夏商西周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究竟是不是奴隶?为中国有无奴隶社会最为关键的争论焦点。

  笔者查阅大量先秦古籍,参考两汉正史文献,并以当代科学考古成就为基准,认为中国夏商周社会,是由全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和半无人身自由的庶民,共同构成了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其中,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构成了处于中国奴隶社会底层的完全丧失人身自由而依附于奴隶主阶级的被剥削阶级群体。至少在夏商西周时代,中国奴隶阶级不但客观存在,且数量巨大。

  有学者文章称:“郭沫若仅凭大量人殉,就简单地判断商代是奴隶社会”,不能成立,因为“战俘并不是奴隶,只是从原来的生产关系中暂时脱离出来的人,他们究竟属于什么阶级,取决于以什么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12]不少人附和此观点,认为安阳殷墟的殷商陪葬者既为战俘,即非奴隶,不能将战俘人殉作为奴隶社会证据。

  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证明商朝战俘不是奴隶,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完全站不住的。

  为何战俘就不是奴隶?古罗马时代欧洲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世界著名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就是在罗马侵入北希腊之时,因为当了战俘而变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奴隶。难道只有欧洲奴隶社会战俘是奴隶,中国奴隶社会战俘就不是奴隶?

  关于“殷墟人殉战俘不是奴隶”的主要理由,是学者将这些陪葬者定性为战俘而不是奴隶。这既不符合生活常识,更不符合历史事实。

  难道仅仅因为殷墟陪葬者多为异族,便为必须杀掉的战俘吗?难道殷商天子担心华夏种族不纯而不敢将异族变成奴隶?

  其实,商朝社会对异族的态度并非如此,那是一个华夏通过战争而实现混血的时代,中原与异族方国通婚的现象很多。先秦《竹书纪年》和西汉《史记》都有记载,西部异族鬼(九)方的公主直接嫁给了商纣王[13];周文王将西部密须国收复之后,将密须族人全部迁徙到中原,成为周国人[14]。所以殷墟的殉葬,只能证明人殉奴隶以异族为主,而不能证明异族战俘就不能先成为奴隶,然后再充当人祭。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屠杀战俘,主要是为了减少吃饭人口。所以,不仅在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连现代战争之中,屠杀战俘事件都屡禁不止。

  如果决定屠杀战俘,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动手,否则怎么养活?如果中国夏商周奴隶主王公贵族要使用战俘作为陪葬,那么所需人殉的奴隶主,均必须与这些战俘同时死掉。难道为了以战俘为人殉,每次都要让奴隶主与战俘同时死掉吗?如果奴隶主去世之时,没有战俘怎么办?中国从来就没有以战俘作为人殉的历史记载,推翻郭沫若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结论,缺乏证据。

  相反,中国先秦古籍《逸周书•世俘》中,就有把战俘作为奴隶的记载。牧野之战后,周武王获得大量战俘,他将战俘带到周国祖庙向祭祀,杀掉了前朝四十多名恶臣,然后将其他战俘全部变成了罪犯奴隶。其具体过程是,先让战俘穿上罪人号衣进行编号,然后战俘就成了由官府统一管理的奴隶。[15]

  清道光初年出土的大盂鼎,为西周康王第二十三年,一位名叫“盂”的贵族诸侯所铸。大盂鼎腹内有铭文纪:周康王命令盂掌管全国军事和处理诉讼,辅佐自己治理四方之民和疆土。周康王说,赏赐你盂国官府“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赐)尸(夷)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大夫。自氒(厥)土。”[16]

  周康王的意思是,共赏赐给奴隶主盂的方国官府一千七百二十六名奴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来自非异族方国的奴隶,其中贵族官员为四人、男性庶民为六百五十九人,可以全部作为奴隶让奴隶主盂的方国官府来驾驭;二是来自东夷尸方(国)的异族奴隶,其中官员为十三人、战俘奴隶为一千零五十人。周康王特别嘱咐,要尽快让这些人在土地上耕作,努力劳动。

  《康熙字典》收录了许多关于“隶”的典籍记载,其中就有:“《周礼•秋官》曰:‘司隶掌五隶之灋(法):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17]意思是,先秦时代的司隶官府掌管五种奴隶,即罪犯奴隶和蛮、闽、夷、貉等地的战俘奴隶。

  中国奴隶的来源,有官府抓获的罪犯,也有奴隶的子孙后代,更多来源于战俘。如果不把战俘作为奴隶,不仅没有人付出艰苦劳役,而且就连活祭的奴隶都不够了。欧洲将战俘作为奴隶,是军事首领们将战争中的胜利品——战俘,包括在殖民战争中直接捕获的当地居民,作为奴隶卖给奴隶主;而中国奴隶主本身就是军事首领,他们直接率兵攻伐,然后将战败国俘虏作为自己或属下的奴隶,一般不需要经过买卖。这是简单的社会生活常识。

  有学者文章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教条套用于中国古代社会,注定会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窘境。”因为,“奴隶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再大规模地剥夺奴隶生命,而是将奴隶商品化。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已经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18]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就叫奴隶社会。将“奴隶商品化”作为奴隶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把奴隶社会性质搞清楚。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是为奴隶主所役使的“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进行买卖。奴隶主强迫奴隶劳作,奴隶无报酬和人身自由,这些都属于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至于是否进行奴隶买卖,及其范围和规模程度,由当时当地社会供需具体情况决定,也与社会经济商品化发展水平相关(这一点古代中国与欧美是有差异的)。即便没有“将奴隶商品化”,只要社会以奴隶劳动为主,那就是奴隶社会。相反,从15世纪开始、到16世纪末被欧美各国普遍接受,直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才正式宣告取消的“黑奴贩卖”制度,可谓典型的“将奴隶商品化”,难道19世纪后半叶之前的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是奴隶社会?而不是“一切都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将奴隶商品化”,绝不可能是判断奴隶社会性质的“最重要的特点”。

  奴隶主对奴隶生命有予夺之权,恰恰是奴隶主剥夺奴隶人身权利最为重要的特征。中国使用奴隶殉葬,为奴隶主剥夺奴隶人身权利的典型历史事件,如果这都不算奴隶社会特征,就真不知什么才算奴隶社会了!

  至于所谓“大规模地剥夺奴隶生命”问题,那就要首先搞清楚,所谓“大规模”,究竟相对什么而言?

  中国自古迷信,奴隶社会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定要杀掉一些活人来进行“活祭”。奴隶主王公贵族拥有成群的奴隶驭使,奴隶成为他们家庭奴仆和室外奴役的重要部分。出于“视死如生”的中华传统孝文化,奴隶主体贴到祖先或神灵也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或神灵享用,成为夏商周时代的一种残酷习俗。

  笔者曾亲自前往殷墟考察,见到商朝奴隶殉葬的数目多则千余,少则十几。殉葬奴隶之中,有异族人种、有黄白混血人种,也有华夏人种。《殷墟文字甲编》卜辞记载,商王一次屠杀三十名羌人奴隶来祭祀河神[19]。用今人观点来看,如此人数的殉葬,规模非常庞大,的确太残酷了。

  夏商周时代战争频繁,奴隶来源不断。甲骨文中关于“执俘”、“获羌”的记载很多,商王武丁时代,仅一次俘获的数目就能达到三万人。有三万战俘来补充奴隶劳动力,相对于一千或十几个战俘奴隶的陪葬数目,究竟属于“大规模地剥夺奴隶生命”,还是小规模陪葬呢?究竟是陪葬奴隶的数目多?还是用于“劳动力”的奴隶数目多?

  商朝使用奴隶陪葬数量最多的时期,也就是商王武丁时期。以后陪葬人数越来越少,却并不意味战俘的奴隶数量也在减少。

  《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之语:“纣有亿兆夷人”[20],夷人,就是商纣王在征伐东夷方国的战争中,所获得的战俘奴隶。亿兆,是什么数字概念?

  更有商朝末期著名的“牧野之战”,先秦《尚书》、《逸周书》、《吕氏春秋》和西汉《史记》中均有详细记载。因为商纣王的主力部队用于对东夷方国作战,来不及撤回,周武王急速攻伐朝歌牧野与商纣王决战,怎么办?结果五天之内,商纣王就调集来大量奴隶作为士卒。《史记》记载是七十万战俘奴隶[21],可见商纣王所调用的奴隶数目,是非常巨大而惊人的。更何况,这只是殷商王室的部分奴隶,华夏成百上千的诸侯方国奴隶,均不在其内。甲骨文所记载夏商周人殉总数为不到一万四千人,相对夏商周三代奴隶主所拥有奴隶总数来说,人殉能谈得上是“大规模地剥夺奴隶生命”吗?

  中国商王武丁时代,的确出现过一次千人以上的奴隶殉葬。但这不仅不能成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证据,相反,却是中国奴隶数量巨大的证据,为奴隶有实力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的证据,是夏商周为奴隶社会的证据!

  企图以奴隶殉葬来否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在中国不能自圆其说”,结果,应该是自己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窘境。

  有人认为,中国奴隶不是夏商周时代从事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其多数为家奴,而家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不能用家奴来证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典籍《说文解字注》通过先秦《周礼》,对中国“隶”字作出的权威解释,明确指出中国上古奴隶,是要进行修筑道路、修理沟渠等苦役劳作的,并非主要从事家务劳动。

  大盂鼎腹内有铭文纪,周康王要求奴隶主盂,将所得到的一千七百二十六名奴隶,尽快安排到土地上耕作,并让奴隶努力劳动。

  夏商周时代奴隶主,不是独门小户地使用奴隶,而是由天子王室或诸侯国官府,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设置了管理奴隶的机构和官吏。夏商奴隶主的身份,与其贵族诸侯的官位相一致,所以奴隶除家奴之外,全成了天子王室或封国王室的“罪犯官奴”。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专职官员以朱笔记载奴隶档案,于是“丹书”就成了隶籍档案[23],如果有奴隶偶然得到获释机会,必须先烧毁其“丹书”,否则还是会作为逃奴被抓起来。奴隶比庶民生活悲惨,他们既像庶民那样承担公田劳动,又要承担社会上最繁重的版筑、修路、开沟等劳役,受人监督、失去人身自由、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

  先秦古籍不止一文记载,中国的奴隶既有在贵族家里干活的家奴,也有在室外劳动的役奴:

  早商时,商汤手下著名“宰相”伊尹的母亲,就是在野地里采桑劳作的役奴,而伊尹本人是家奴。

  晚商时,商王武丁的“宰相”傅悦,就是从做版筑苦工的罪犯奴隶中提拔上来的。

  周朝春秋时代,百里溪本为贵族,成为战俘之后,沦落为从事畜牧劳动的牧奴,被秦国诸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交换,从集市上买了回来,做了秦国宰相。

  何为庶民?百度百科不准确地解释为“一般的民众”。既然庶民不是奴隶而为一般民众,就容易与封建社会农民概念产生混淆,或者以为中国庶民是欧洲古罗马奴隶社会自由民中的下层平民。

  有些学者,因夏商周社会存在大量庶民,便以庶民为农民或与欧洲“平民”类似为由,来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其实,中国奴隶社会的庶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平民”。他们分为四种人:“士民(庶),商民(庶),农民(庶),工民(庶)。”有文化、能当官的叫“士民”;有文化、能经商的叫“商民”;种地的和做手工的为庶民中的绝大多数,叫“农民(庶)”和“工民(庶)”。[24]农庶,是在农田里的集体居住而劳动者;工庶,是在城市里集体居住而做工者。工庶专门为奴隶主(官方)制造奢侈品和劳动工具。

  作为奴隶社会主要生产劳动力的“农庶、工庶”,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及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可以说,他们是以半奴隶性质的身份,与奴隶同苦共难、命运相连,共同构成了夏商周时代的主要劳动力和被压迫阶级。这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庶,《说文解字》曰:“屋下之众……从广、炗。炗,古文光字。”光,为“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25]也就是说,很多庶民生活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靠取火获得光明。

  《说文解字注》根据《周礼》解释,“民”的古音为“萌”,不仅有“众多”之意,还是“懵懂无知”的形象,甚至有“兴锄利萌”的意思[27]。这样一群懵懂无知的众人集中居住在一起集体农耕,难道会是单门独户耕种的农民吗?

  中国奴隶社会没有农民而只有农庶。农庶与农民的最大区别是:农庶要首先为奴隶主无偿耕作“公田”,[28]即便在剩余时间耕作的“私田”也不为个人所有,或租赁而来,是分配来的,由诸侯奴隶主按农庶人口统一分配。农庶的实际生活状况比奴隶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如某些贵族家里的受宠家奴。农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田”,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只要离开诸侯,“私田”便会失去。并且,天子有权将战败方国的农庶连同土地,一起赏赐给其他诸侯奴隶主,这在先秦文献《孟子•滕文公上》和大盂鼎铭文中有所记载[29]。

  中国古籍对不同社会层次之人的用词,均有严格区别。夏商西周时代,“民、众”,代表官员之外、包括贵族与庶民在内的所有人,不包括奴隶。代表庶民的词汇有“黎、庶、氓、野人、农夫、下民、众、小人、烝民、愚夫、愚妇、匹夫匹妇”等,代表天子贵族官员的词汇有“帝、王、朕、白(伯)、卿、君、伯、侯、公、司、尹、百姓”等。

  先秦文献《诗经•七月》生动记载了夏末殷初的农庶的生活情景[30]。农庶就算有“私田”可以耕种,还是要靠吃野菜度日。奴隶主贵族王公随时可以把庶民女子掠走睡觉。农庶一年四季都要由贵族奴隶主来支配时间,劳动报酬非常少,诗中多次出现“公子之事”,那就是农庶为奴隶主贵族劳役苦作。

  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了秦代竹简《金布律》,有对囚犯奴隶发放夏衣和冬衣的记载[31]。而《诗经•七月》也有“九月授衣”,记录农庶盼望公侯奴隶主赶快发放冬衣[32]。这说明,中国奴隶社会的农庶与奴隶一样,连基本生活所需也要依附于奴隶主,否则就要被冻死。

  由上古典籍和考古竹简可见,中国奴隶社会的农庶不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既不能独立支配时间,也不可能拥有租赁之地。他们经常与奴隶一起劳动,为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之一。他们与奴隶主官员公侯,至少是半人身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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