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 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被确诊为癌症,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几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了,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线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绛说,婴孩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的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高歌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几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十八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些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9年,钱瑗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洛蒂·勃朗特的家,见厅里挂了一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的文章,知道勃朗特暗恋萨克雷,而且《简·爱》里罗彻斯特的原型就是萨克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老人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20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出版过9遍,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的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然而,由于钱瑗多年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得到钱锺书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地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几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

  1966年“文革”开始,钱锺书夫妇二人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家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进家后,她告诉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张张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

  钱瑗依恋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外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这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4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做“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4人中,钱瑗是唯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们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杀”:1970年5月,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被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因不堪受辱,悬梁自尽,给钱瑗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过一位被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希望他们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劝说,钱瑗决定再婚,此后更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她对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唯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欷歔,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钱瑗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下,以示悼念。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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