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高粱酒》改编后记

  三十二年前,拙作《红高粱》首发于《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王蒙先生,小说组的负责人是朱伟先生。这部中篇的准确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五年的深秋,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作。那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稿子写完后,就给了朱伟。春节期间我在高密,接到了朱伟的来信,他说王蒙主编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准备在三月份头条发表。这封信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处在兴奋之中。

  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记得第一篇肯定的文章是从维熙先生写的,题目叫作《五老峰下荡轻舟》,“五老峰”具体所指,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指此类题材创作中的一些老套路。从先生也没有百分百肯定,他很中肯地提出了“奶奶”在高粱地里的大段抒情,显得“矫情”等问题。后来《文艺报》发表了李清泉先生的《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此文充分肯定了《红高粱》的主要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了小说中诸如剥人皮等残酷的描写。当时我并不能够完全接受他的批评,但他的批评引起了我的反思。

  之后,我陆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出版了。

  一九八七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这部电影一九八八年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当时,这是一件挺大的事,《人民日报》曾发过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叫作《红高粱西行》。

  后来,郑小龙导演又把这部小说改编成六十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不仅使用了全部小说素材,还添加了很多人物和情节。电影用减法,电视剧用加法。

  截止到现在,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剧种有:评剧、晋剧、豫剧、茂腔,还有舞剧,还有一些剧种正在创作中。这些剧我或是到剧场看过,或是看过录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都对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那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首先,我觉得小说中九儿嫁给麻风病人这个重要的情节,在小说中可以存在,但出现在舞台上,就让人感到心里不舒服。麻风病在过去的乡村,是个巨大的禁忌,我的小说中多次写到过麻风病人和与他们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令人痛苦不已或扼腕叹息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伤疤,至今还在隐隐作痛。

  在这个剧本中,我把麻风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在小说中像影子一样的人物,改成了一个有台词、有唱段、有性格的人物。估计读者或是观众,对这个人物不会有太多的反感了。

  另外,原小说中尽管没有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就是他杀的。改编成舞台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因为不管是什么朝代,无论你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会允许跑到人家洞房里去杀人。所以在这个剧本中,我非常明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人,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儿抢走。洞房里去抢人家的新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爱情的旗帜遮掩着,勉强也算合理吧。

  我体会到,写剧本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写人物。写不出人物的小说不是好小说,同样,写不出人物的剧本也不是好剧本。在已有的《红高粱》剧本中,余占鳌和九儿是男女主角,在这个剧本里,我增添了凤仙这个人物,减少了九儿的戏份,又大大增加了刘罗汉的戏份,使他成为主角,而让余占鳌成了配角。在戏中,余占鳌的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刘罗汉的性格,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从一个懦夫,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

  当然,一部戏,最终还是落实到一句句的道白、一段段的唱词上,故事是用这个讲述的,人物也是用这个塑造的。为了写好唱词,春节期间,我向台湾作家张大春学习律诗,废寝忘食一周,略有心得。回头来再次修改这个剧本,因心中多了韵律这个准则,自然就发现了很多应该修改调整的地方。当然,要把一个剧本的唱词写得句句合辙押韵,那实在是太困难,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最后,我要向我的朋友、剧作家咏之先生表示感谢,他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学写剧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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