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柯 丝路文学的歌者(图

  2018年2月24日,56岁的红柯突然病逝,引发文学界一片痛惜,李敬泽、麦家、迟子建、高建群等作家纷纷发表悼词,高建群在悼文中说:“诚实地讲来,对这块地域的挖掘,当代文学还处在一个浅表层次上。借红柯之死,我长歌当哭,既是哭亡人,亦是哭文学。”

  红柯是陕西人。他被认为是陕西文学界“继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后最引人瞩目的陕西籍作家”。但红柯的文学世界却不在陕西,而在新疆。邱华栋就提醒,跟其他陕西作家多是写农村题材不同,红柯虽然是陕西籍作家,但他的文学视线是“投射到新疆、西域”。

  西部是一个富矿,需要有大格局、大理想的艺术家去挖掘,进行文学表达。尤其是近年,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焦点,西域历史地理文化成为耀眼的明星,然而天山却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骑手。

  红柯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并曾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但他是一位低调的作家,生前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从他产量极高可以大概判断出,应是常年专注行走与写作,无暇心思旁顾。他的死亡,唤起了一些人对他的阅读。当春日正隆,桃花明丽,我们用阅读,在文本的世界里,追寻这位用脚步、思想和情感,触摸大地坚硬骨头的“西去的骑手”。

  在民国时代的西北,马仲英和盛世才是两个传奇性人物。围绕他们,有很多未解之谜。上世纪80年代初,嗜爱读书的陕西宝鸡青年红柯读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包括当时风行的福克纳、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略萨,阅读的兴趣就转移到人物传记上。在读完“二战”时的名将传记或回忆录后,他写道:“我需要更刺激的读物,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到马仲英的资料,为之一震。”

  1986年,24岁的红柯带着一颗寻求历练和见识的心,告别刚留校任教一年的大学,悄然西行。在从陕西坐火车西去新疆的路上,他看到荒凉的地表,以为自己到了月球表面,但继续前行,又看到绿树,才把打退堂鼓的念头灭掉。他来到马仲英当年跃马天山的地方,在一个叫奎屯的小县城安顿下来,任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

  在新疆,红柯搜集到了更多更生动的马仲英资料,感受到历史的传奇和时代的终结。之后10年间,他多次行走于天山南北,壮阔的自然风景,诗意化的生活方式,丰富奇诡的民间传说,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神奇的英雄史诗,从文化的骨血上、灵魂的气质上,重塑了红柯,给了他一颗“新疆心”。

  他走遍新疆大地,结识形形色色的西域民间高人──浇地的蔫老汉会告诉他自己是黄埔几期的,参加过淞沪抗战;守瓜摊儿的老婆婆会告诉他自己到过乌里雅苏台、到过科布多、到过黑海高加索……这些人让红柯觉得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仅仅是瀚海里一股小小旋风,吹不起几片草屑,让他细细地琢磨大漠浩大的生命,也因此写出了许多平凡而奇特的人物。

  如果说,他出身的土地、村庄、家族是封闭的、静态的,那么草原大漠旷野的辽阔、开放、动态,等于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天山脚下,他读鲁迅的《野草》,读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的《河山集》,读罗振玉、王国维合撰的极具中国色彩和美感的研究专著《流沙坠简》,阅读与现实产生了对照,他明白了旷野的文学意义,意识到荒野之处有神灵,偏僻之地也能安放人的灵魂。

  红柯说,新疆的牛羊肉让他的肠胃变得强悍,新疆各民族的神话史诗让他脱胎换骨。漫游天山的10年,成就了一个文学“丝路”的卓越表达者,《美丽奴羊》《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他的一系列深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题材都是关于新疆。

  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从远方到近处再到远方。走进去,身处其中,窥见堂奥,返身离去。却又在思想上,更高程度上归来。如果不走进,就无法充分理解,写不出。如果不走远,也就缺乏精神的强大动能,很可能也写不出。

  却开始线岁红柯从伊犁办完调动手续,返回陕西。车过果子沟,他突然泪流满面,“因为从户籍关系、工资关系上我已经不是新疆人了”。然而,离开新疆的红柯,却开始了他线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奔马》开始,红柯的短篇似迅猛的沙暴拔地而起,至199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收入17个短篇。2001年,他推出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这些作品形成了红柯“天山──关中”文学系列的根脉。

  沙漠、草原、古城,干涸的湖泊还有彪悍的战马、骑手,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些想象、传说与怀念,都被他浓缩在一部长篇小说里,这就是他“天山文学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西去的骑手》。这篇小说首发在《收获》杂志2001年第4期“青年专号”上。这部文字诗意密集、想象力汪洋恣肆,带有挽歌气质的作品,既现实又魔幻,如同文字版的西北“花儿”,浓烈、高亢,让人读得内心激荡。李敬泽感慨道,红柯的文学之血是热的,他在沙漠、岩石、羊群、奔马、飞翔的鹰以及大雪的冬日和雪夜的火炉中感到了流畅奔涌的热血。

  红柯的小说有大自然,有神话传说,他与牛羊马驼雄鹰对话,与宇宙天地万物对话,与西域大漠的胡杨和红柳对话。他的文学世界带有很强的动物性,一匹马从马驹到儿马到成年马要换几次颜色,枣红马会成为白马或大灰马,绝对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又与生活密不可分。

  红柯喜欢动物,尤其是白熊。在天山北麓奎屯的技校教书那10年,他的工作比较自由,他带学生到阿尔泰实习,见到了额尔齐斯河。那个瞬间,他想到北冰洋,想到北极白熊。他在阅读中也曾发现在新疆的布尔津、哈巴河都有白熊的传说,当地史志里也记载着1987年白熊光临阿尔泰。但很多人都觉得,在如今的新疆不大可能见到北极白熊。尽管写了《金色的阿尔泰》《库兰》《哈纳斯湖》,但仍无法消除他对额尔齐斯河波浪与白熊的无限向往,2004年他的长篇小说《大河》出版,其中再次写到他思念已久的白熊。

  所有人──包括红柯自己──都认为这是文学的想象。但神奇的是,之后不久,他在央视科教频道看到一支科考队发现2003年北极白熊在阿尔泰登陆,这恰好是他完成《大河》的时候。红柯感慨:“这就是想象的力量。”想象力不光是一种品质和素养,还真的有能力,带人穿透眼前的不可能,抵达可能。

  回到陕西后,红柯不光是一次次返回新疆,更试图用文学把陕西与西域打通,尝试将天山与关中连接,在两者之间促成一场深度对话。他的小说始终保有新疆、西域的浓重色彩,这也让他成为文坛公认的“丝路文学上的歌者”“天山文学骑手”“当下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描写西部题材的小说家”。

  多次往返陕西和新疆,无论从西往东,还是从东往西,这条大动脉血肉相连,这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红柯意识到,没有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一道土墙,没有西域的长安、西安就是一个村庄。天山──祁连山──秦岭,那些地名在一脉相承的群山脚下一字摆开,伊犁、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河西走廊、兰州、天水、宝鸡、西安,在红柯看来,这就是瀚海伸向中原的一块天然绿洲。

  离开新疆的红柯,那个遥远的大漠世界反而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一下子清晰起来,群山戈壁草原以及悠扬的马嘶一次一次把他从梦中唤醒。强大的情感依恋,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能,促使红柯要通过他的文学,一次次在灵魂上返回天山,再造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西域,再造了一条自己的文学丝路。

  红柯很欣赏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线年才可以潜心写诗。”所以红柯也说:“生命所带来的体验是任何事都比不上的。我尝试各种工作,我一直写得很兴奋,这就是体验带给我的馈赠。体验只有上升为经验,经验淬炼后,才能化作真正的知识。书本上的知识永远没有体验能够教会你的多。这也是为什么高校里那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却无法适应的原因。私家车永远比公交车开起来顺手,因为体验是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财富。”

  红柯的西域文学表达,让同样出生于新疆的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感到心灵的亲近。红柯定居10年的新疆奎屯,距离邱华栋出生的昌吉,距离大概也就100多公里。邱华栋回忆,几年前他曾在一次文学活动上遇到红柯,“红柯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叫我感到很吃惊。他年龄并不大。”邱华栋注意到红柯非常勤奋,“他著有12部长篇、35部中篇、100多篇短篇及300多篇散文,总计800余万字。这是非常大的产量。而他的作品价值还远远未被发掘和认识清楚。”

  《星星》诗刊主编助理、作家杨献平,在河西走廊北侧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高原)度过了18年军旅时光,对于红柯这位同行,他感到由衷敬佩:“红柯的小说有一种莽苍的气质,即恢宏的、有天地之气的那种力量感。小说乃至一切艺术,都是深入人心,探测和呈现人的生存和人性幽微的。红柯小说对古之西域,今之新疆的文学书写和艺术提纯,显然是一种趋向成熟的,有自己特色和思想的文学创造。”

  与陕西作家风格大多是深沉苦涩不同,红柯的小说虽然对西域的事物和历史知识刻画得周详、厚重,但在表达上却是诗意轻盈的。一般来说,博大厚重就很难轻盈,但红柯做到了,《奔马》中的司机,《鹰影》中的男孩和母亲,《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和科学家,在某一瞬间沉重的群山和大地,都如电如风、畅然沉醉。

  这种轻,或许与速度有关。阅读红柯的小说,你明明在看,但文字里却有声音。有天山的马匹狂奔,有乱石滚滚,疾风猛雨。红柯在1997年写出了《过冬》,这是有关一个老人和他小屋中的火炉的冬日故事,乌沉沉的煤化为精灵的火,历尽沧桑的老人在飘雪的时节进入了最轻、最纯之境。

  不得不说,《西去的骑手》《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四部长篇,都止于入围或终评,而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影响了红柯的大众名气。红柯多年不开研讨会或发布会,也影响他的名气传播。对此有记者曾问过红柯,他回答:“我执教28年,专职教师,业余写作,胸无大志,潜心写我的‘天山系列’,从天山延伸到关中,沟通丝绸之路,我有写作梦想,但无写作计划,总是写好了稿子才找书名。希望我的作品能带给读者文学上的享受,其他方面我并没有野心或期望。”

  阅读红柯的作品,了解他的写作之路,走近他的美学成长历程,除了产生欣赏、敬佩之外,还会产生思考,这个在灵魂和人生上都选择文学的人,虽然离世俗意义上的热闹较远,因而在一些人眼里也算不得标准的成功,但他的路,绝对算是有意义的一条。门是窄的,但有光。

  上世纪90年代,李敬泽和红柯一起去西部旅行,在榆林、米脂、佳县,他们的思想与脚步齐飞,“两个穷书生,一路上买长途汽车票,找当地的招待所。招待所里面一个房间里两张床,每夜每夜地聊”。那时候他们谈的全是西域的历史,他们已先于很多人闻到中亚、西域强大的知识气息,两人开始了各自的文本表达,李敬泽选择的进路是非虚构,红柯选择虚构的小说。

  2018年2月24日红柯去世,2月26日举行告别仪式。李敬泽从北京专程飞到西安,去跟这位灵魂之交见最后一面。是日深夜,与友人私下谈及红柯,李敬泽言语里痛感明晰:“无论如何非得见红柯最后一面不可。”红柯的文学梦还未完,身已先走,让李敬泽感到“心在疼”“太可惜”。

  在个人情谊之外,对红柯用小说、文学的形式关照西域历史地理,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李敬泽,给予了客观细致的分析。他首先谈到,国内先锋作家的行列很少提到红柯,但读过他的作品就能知道,红柯的先锋性显而易见:早在上世纪90年代,红柯就有世界视野,他带着巨大的好奇,带着强劲的热爱去认识新疆多杂丰美的文化,不光是爱,他还对之进行了卓越的文学表达。红柯的特别还在于,他是从文化上、历史上、情感上,把西域当成自己血液的一部分来谈。他所全情贯注的西域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它涉及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文明的整合。总体来说,我们对西域充满了不了解。行政疆域的庞大,需要艺术、思想、情感、心灵的弥合。文学是很好的桥梁。

  谈到红柯的文学技法,李敬泽说:“关于那些奇崛的比喻和通感,我似乎不必饶舌,因为据我所知,所有读过红柯小说的人对此都像挨了一顿痛揍一样印象深刻。”他发现,红柯的小说贯彻着响亮的速度感:“红柯同代作家的小说普遍缺乏速度,而在红柯这里,速度是小说和生命的根本秘密。”

  李敬泽认为,我们应该去充分认识红柯、阅读红柯:“平心而论,中国现在日益走近世界中心,但真正拥有与大国时代相匹敌的壮阔视野的作家,却并不好找。红柯在上世纪90年代就拥有这种视野。直到现在,我们国家写新疆的文学谱系,超过红柯的,能再讲几个人?这样的作家少啊。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红柯称得上‘伟大’这个词。当然,红柯本人未必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很大程度是从自己的天性和对知识的好奇出发。红柯走在时代的前头,担当领头羊而浑不自知。除了红柯自己,我们对红柯文学世界的了解也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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