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蔡元培是清季民初“士”向“知识分子”

  2月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在静安图书馆做了题为“蔡元培与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的讲座,这也是蔡元培诞辰150周年系列讲座的首讲。

  在章清看来,蔡元培站在清末民初、两个时代交界之际。“思想界”在晚清成长,对应着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但读书人还在,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蔡元培先生恰好构成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一位杰出的代表。

  “和蔡元培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绝不仅仅是北京大学,也绝不仅仅是‘中央研究院’。可以说,这个名字让我们去联想近代中国,也就是晚清民国的这段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章清表示。

  蔡元培生活的清季民初,思想界是以报章为代表新型传播界为依托的,同时伴随着大学制度的建立,身处大学之中的人也逐渐成为了思想界的主体,而蔡元培在学界、报章等领域均十分活跃,“我们结合那个时代的思想界可以更好地了解蔡先生,同时以蔡先生为切入点也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学术和思想状况。”

  章清认为,从蔡元培交谊网络及“合群”意识的浮现、蔡元培“学术社会”的构建与“兼容并包”、蔡元培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等方面,可以窥其一生,解答蔡元培在他所处的时代可以成功的原因。

  李鸿章在给同治帝的奏章中将晚清局势形容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自甲午战争之后影响日渐显著。清政府在战争中败给日本,朝野上下受到极大震动,开始图谋以实际行动应对这一变局。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群里的力量发生了从“省界”到“业界”的转变。章清将之称之为“合群”,也就是组织起来,形集团力量,“这其中,那个时代的人所设想的就是透过学会、学校、报章这样一些媒介使人聚集起来,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此前读书人的聚集主要依赖同乡之谊,在业界意识形成、合群意识浮现的过程之中,蔡元培最初的交谊网络得以形成。

  蔡元培早年是科举出身,曾中进士,完全是旧世读书人背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接触西学,并且同情维新。在他的成长轨迹之中,同乡关系仍在产生重大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和晚清思想界也在发生关系,他的交谊网络开始拓展为和他思想比较接近的人。

  “学会、学校、报章这是当时的人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几个标识。蔡元培每一样事情都参与了。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他首先在家乡绍兴创办中西学堂并且担任监督的工作。”

  在上海期间,蔡元培在教育领域有一些成就并开始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发生联系。蔡元培曾在澄衷学堂、南洋公学担任校长。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接下来他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并且担任会长,后来还创办了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组织。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已经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蔡元培参与创办了《俄事警闻》这份杂志,并参与在上海成立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由此,一个旧式读书人开始渐渐脱去旧式的色彩,开始渐渐走向革命这条道路。”

  引导蔡元培思想发生转变的,除了他接触的思想界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也占很大因素。

  早年蔡元培是科举道路出身,完全的旧式文人。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4年,当时他已经接近40岁。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也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但1913年,蔡元培46岁时,他又去法国去从事学术研究,呆了3年左右。

  “我们要理解北大,要理解‘中央研究院,’理解蔡先生的学术理想,这两段学术经历非常重要。”章清认为,蔡元培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的形成,和他的留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1905年废除科举,这对于改变读书人的身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往所谓的‘士志于道’这样一些读书人的依凭,在进入现代以后都难以支撑,那就必须寻找新的依托,为读书人寻找新的位置。”章清进一步强调,重新确立读书人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社会重建一个社会重心,“‘士’构成了过去时代的社会重心,进入近代以后社会重心究竟谁来支撑?这是当时的人要去面对的问题,学术社会的提出就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相应的努力。”

  蔡元培进入北大担任校长,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讲中,他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并且反复告诫学生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学生需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如果为着升官发财,另有不少专门学校可供选择,完全不必来到北大。

  “蔡元培的说法,恰好代表着那个时代不少读书人的努力。”章清表示,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把大学定位为囊括网罗众家之学府,相应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大网罗了不少专心向学、且学有所长之士,使北大很快成为中国学术之重镇。

  蔡元培还为整个中国大学院与大学区的规划构建做出了努力。他提出了仿效法国,建议改教育部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撤销地方的教育厅,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由新设的大学委员会负责,采用专家学者主持各个机构。

  192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议决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17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可惜这一蔡元培一己之力促成的改革试行不到两年即告失败。

  蔡元培对清季民初中国思想界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年轻一辈的襄助上,这也是他身上所体现的大格局。仅从胡适、傅斯年这两位学者的成长来看,蔡元培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胡适留美期间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对中国推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林纾反驳胡适称“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为此蔡元培挺身为胡适辩护,说北大教员之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还特别提及:“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对胡适给予明确支持。

  对于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特别做序推荐,“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之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

  “这一番话我们听下来都能理解,表彰胡适不仅西洋学问好,传统学问也好。” 章清表示,当时学界很认这些东西,蔡元培特意出来为胡适做推荐意义重大。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奠定胡适在中国哲学舞台地位的一本重要著作。

  傅斯年留学归国之后,起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且在中山大学开始创办研究所。当时他听说要建立‘中央研究院’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蔡元培担任院长,立即赶到上海,说服蔡元培借用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语言研究所来办‘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也就是将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升格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所。

  蔡元培支持了他,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史语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

  “近代中国特殊的学术生态环境,无疑是成就蔡元培的土壤。”章清表示,结合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略陈蔡元培的晋升之路及其在学术事业上的筚路蓝缕,“既是期望对于蔡元培的学术担当有新的认识,也是试图结合蔡元培的志业,对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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